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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与学生的利益关联度最高的人,鲍红对教辅书有切身体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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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与学生的利益关联度最高的人,鲍红对教辅书有切身体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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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辅书依然属于商品,应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,才是解决教辅书问题最好的办法。”鲍红呼吁,应该由消费者自己做出选择。

2011年5月25日上午,一名小学三年级的9岁农村孩子,因为靠种菜为生的爷爷无法满足其买一套价值36元的辅导书的愿望,用一根塑料绳,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。悲剧引发社会对教辅书的关注。

教辅变成“教腐”。在一些地方,从教育官员到学校校长,再到老师,每个人都贪婪无比,无论权力大小,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,都不遗余力地将权力变现,把学生当作“唐僧肉”,把学生家长当挖掘不尽的“聚宝盆”。

在鲍红看来,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辅书问题,最理想的方案是下放采购权,政府要做的是切断利益输送的链条,杜绝腐败。“如果低年级的学生辨别力有限,或教学中确实需要一套统一的教辅书,也至少应该把采购权交给与消费者利益关联度相关最高的人。”

同年,多个部委重拳出击,开始重点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问题。力度之大,前所未有。行业将这一轮新的教辅书治理统称为“教辅新政”。

“教辅书依然属于商品,应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,才是解决教辅书问题最好的办法。”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鲍红呼吁,应该由消费者自己做出选择。

“谁是与学生的利益关联度最高的人?家长[微博]和任课老师。”她表示,任课老师与学生利益相关最大,利益诱惑最小,权力最小,监督最多。同时,任课老师采购,也便于因材施教。“他们最清楚自己学生的水平与进度,而且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选择最适合的教辅书。”

“新政”运行两年多,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,教辅书乱象的根源在哪儿,如何才能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?

在鲍红看来,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辅书问题,最理想的方案是下放采购权,政府要做的是切断利益输送的链条,杜绝腐败。“如果低年级的学生辨别力有限,或教学中确实需要一套统一的教辅书,也至少应该把采购权交给与消费者利益关联度相关最高的人。”

交由任课老师选择仍可能导致腐败,如何最大限度地予以限制?她建议,对教辅书进行最高指导定价,压缩利益输送的空间。

中小学生教辅书市场每年达300多亿元

“谁是与学生的利益关联度最高的人?家长和任课老师。”她表示,任课老师与学生利益相关最大,利益诱惑最小,权力最小,监督最多。同时,任课老师采购,也便于因材施教。“他们最清楚自己学生的水平与进度,而且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选择最适合的教辅书。”

“该定价可以以不高于上一年一般图书平均印张定价为准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的《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》中,有对一般书籍的总定价与总印张的统计,很容易计算印张定价,这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的数字,可以随物价上涨而与时俱进。”她认为,由于教辅书的稿费通常低于一般图书,而发行量普遍大于一般图书,因此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合理利润。

作为一名母亲,鲍红对教辅书有切身体会。鲍红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,她从事出版研究10多年,近3年来持续关注教辅书管理问题。

交由任课老师选择仍可能导致腐败,如何最大限度地予以限制?她建议,对教辅书进行最高指导定价,压缩利益输送的空间。

“总之,采购权下放最为关键。采购权下放到最基层后,企业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起步线上,优胜劣汰是很快的。”她认为,“如果这些做到了,任课老师教辅书采购中并无多少利益,自然不会无限采购。”

“我讨厌教辅书,不愿让孩子陷于重复题海的老路。每天坚持的大量练习,对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用?”她说,“但另一方面,适当的巩固是需要的。孩子学过的知识,确实需要一定的练习。”

“该定价可以以不高于上一年一般图书平均印张定价为准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的《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》中,有对一般书籍的总定价与总印张的统计,很容易计算印张定价,这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的数字,可以随物价上涨而与时俱进。”她认为,由于教辅书的稿费通常低于一般图书,而发行量普遍大于一般图书,因此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合理利润。

然而,鲍红也承认,维护学生和家长利益的理想方案,会损伤原来行政主导较强的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利益。而他们在行业有很强的话语权,甚至影响一些地方政策的制定。

“相比之下,图书是一种比较实惠的助学产品。”她曾带孩子试听了一节某英语机构的培训,一年收费14888元。权衡之后,她给孩子买了套某品牌英语点读笔。“原来,觉得一套点读笔999元好贵;现在跟培训比起来,又觉得好便宜。”

“总之,采购权下放最为关键。采购权下放到最基层后,企业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起步线上,优胜劣汰是很快的。”她认为,“如果这些做到了,任课老师教辅书采购中并无多少利益,自然不会无限采购。”

她建议,目前情况下,可以实施一种过渡方案,保持大征订、小征订、零售三方势力的相对平衡,让产业在相对稳定的格局下,充分发挥读者选择和市场竞争的作用,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和良性发展。

“从这个角度看,一本教辅书不过十几到几十元,真是太实惠了。”她说。

“‘大征订’要提升其公信力和权威性。”她认为,首先要强调评议的程序公正和信息公开,鼓励各省让更多优秀教辅书进入评议推荐,同时引入外部监督。不得以评议为名,实施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。“不过具体实施起来,如同各地的招投标一样,真正监控很难。”

“教辅书能够被广泛使用就是因为价格实惠、效果也不错。因而,普遍的选择成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。”她说,眼下,几乎所有学生都会使用教辅资料。据行业资深人士估算,小学阶段,每人每年教辅书消费约100元,初中阶段约200元,高中阶段约300元。

二是强调“自愿选择与无偿代购”。“教辅书评议应该像畅销书排行榜,它可以引导销售,但无权强制销售。而且不应规定渠道,凡有图书发行资格的企业都可以发行。”

据教育部2012年统计,我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人群中,小学约1亿人,初中约5000万人,高中近4600万人。如此计算,教辅书年销售额有330多亿元实际码洋。此外,还有5000万人接受非学历教育,也可能会使用教辅书。“由此可以估算,中小学生每年的教辅书消费至少有300多亿元。”鲍红说。

三是强调授权的法律属性。目前,各省均将教材社的授权书作为评议送审的前提条件——无论这些教辅书是否侵权。“授权与否应通过法律标准和程序来判定,评议只应负责推荐优秀教辅书,教辅书是否侵权应由教材社与教辅机构通过法律渠道解决。”

80%的教辅书实行统一采购

“对于小征订而言,要解决质量良莠不齐、高码低折的顽疾。”她建议,一要提高从业门槛,如强调一书一号,治理教辅书过多过滥;二是对所有教辅书进行限价,由行业协会出面,为教辅书设定最高指导定价;三是加强教辅书征订环节的监督,防止利益交换。

同是助学产品,价格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培训和器材被很多家长选择,而最实惠的教辅书却受到众多声讨和批判,甚至招致多部委的严厉治理,为什么?

“零售是最健康的业态,能够被读者选择留下来的,质量通常较好,销售中也不存在腐败或强制问题,应予以鼓励。”

“分析不难发现,培训、家教、学习机虽然很贵,但多是家长主动选择的,虽贵但怨不了别人。教辅书虽然便宜,却多是别人代为选购的。” 鲍红认为,社会对教辅资料的诟病在于采购主体与使用主体不统一,消费者属于被动消费。

中部一个地级市重点中学的李校长也认为,选购权应该给老师。“要相信基层,多数老师对教学质量是负责的。说基层采购有腐败,但交给上层统一采购,可能导致更大的腐败。现在基层老师没有选择权,征订前也看不到样书,只能从评议指定的几套里面选。”

鲍红介绍,据行业资深人士估计,目前的教辅书行业,由学生、家长自由选购的只有约20%,约80%的教辅书通过各种形式统一征订。

张老师是东部一个省会城市重点中学的老师,他说,原来市教研室发一套教辅书,统一征订,与教材一起发,这几年不做了,省教研室还有一套,原来一个学生发两套,都是向学生收钱。好学校嫌简单,一般的学校觉得还可以。“现在我们教辅书是班长去批发市场选,老师推荐,一个班统一用一种,都是学生自己买,学校不干预。”

“根据统一征订量的大小,我们将县级以上的统一征订称为大征订,将学校一级的统一征订称为小征订。”她介绍,在“教辅新政”实施之前,大征订与小征订各占约40%的份额。

他说,好学校都是自己老师精选各种教辅书的好题,摘出来让学生做。每个学校,每个班级都不一样。教材都难易不一,现在有多个教材版本,针对不同层次,教辅书只是一种辅助,更没必要统一。

在某教辅书企业总经理袁忠看来,教辅书销售有“三个境界”:最低的境界是以学生为单位,一本本地卖;一般境界是以学校为单位,一堆堆地卖;最高境界是以各级教委为单位,一片片地卖。“地方出版集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是‘最高境界’。但他们在使用‘联合收割机’横扫时,前前后后总有顾及不到的,我们则占据了这块市场。”

在鲍红看来,占市场约两成的零售类教辅书不存在太多社会问题。“真正有问题的,主要是统一采购的大征订和小征订。”

大征订又称系统征订,由省级教育厅或新华书店制作推荐目录,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使用。

“现实中,虽然名为‘推荐’,但由于它是主管部门,决定下面的评估和升迁,学校多会听从。”鲍红说,“该举措的本意是为学生推荐优秀教辅书,但操作中容易出现两个问题:一是产品质量平庸,能够列入推荐目录的产品极其有限,竞争不充分,很难保证它们就是优秀的产品。二是容易出现地方保护,产生垄断,滋生腐败。当地会优先推荐本地出版机构或教育系统的产品。甚至一些地方的教育与出版系统会结成共同体,一起主导当地市场。”

小征订即是学校团购。

“一般来说,它比大征订产品更适合学校需求,但它突出的问题是高码低折(指高定价,销售时低折扣——记者注)。”鲍红认为,这些教辅书给销售人员和采购人员留下较大的利益空间,学生则要以较高折扣甚至全价购买,这就抬高了学生的购书成本,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。

“这还只是表面问题,教辅书问题的根本,在于我国的教学方式与考评机制。” 她认为,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,分数关系到学生评价、老师绩效、学校声誉,也关系到巨额的赞助费甚至独生子女们的前途命运。重压之下,推行题海战术便成为众多家庭和学校的被动选择。“人们对教辅书吐槽,实质是对这种教学方法的不满。”

教辅书是否应统一采购

80%的教辅书实行统一采购的现实背后,一个问题难以回避:教辅书是否适合统一采购?

首先,一个地区、一座城市的学校是否应使用统一教辅书?对此,鲍红认为,应该区别看待。

“如果学生的需求是同质的,产品是标准的,就适宜于统一采购,比如课桌。”她认为,教辅书未必属于这种情况。“就教学水平而言,城市与乡村、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、实验班与普通班都不一样,他们对教辅书的需求肯定有所不同。‘一刀切’未必是最好的方法。”

其次,学生是否缺少辨别能力,是否应由专家对质量进行把关后再统一购买?鲍红认为,低年级的学生可能需要,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完全不是问题。她认为,即使对低年级学生,家长或任课老师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对他们进行指导推荐。“鉴别教辅书质量并不难,老师看一遍,学生做一遍,基本就知道了。更何况,一个消费者一时的辨别力可能是有限的,但无数消费者多年的辨别力肯定是准确的,口碑比专家更可靠。”

第三,统一购买是否更具有价格优势?

鲍红认为,一方面,价格并非家长不满教辅书乱象的症结问题;另一方面,政府有能力对价格进行有效管控。“核心的问题在于,如果统一采购的教辅书不适用,价格再低也是多余的。这是更大的浪费。”

“我认为,统一选购教辅书的办法并非最优。”鲍红说,对此,国家早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,教育部等部委连续多年发文强调:“严禁将教辅材料纳入《教学用书目录》、印发教辅材料《推荐目录》、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等违规行为。”

“但我遗憾地看到,因涉及利益较大,监管不力,各地屡禁不止,违规行为近年来还有加强的势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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